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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肯:文学需要现实创新
2017-10-27 15:01:34

小说家,曾获老舍文学奖、孙犁散文奖,著有小说《蒙面之城》《三个三重奏》等,非虚构作品《中关村笔记》等。

当我跳出文学进入另一个领域,我看到了文学清晰的边界。

作为以写虚构见长的作家,宁肯于今年出版了首部非虚构作品《中关村笔记》。回顾这次有着特殊意义的写作,宁肯说,这会对他未来的写作有巨大影响,“它给我带来人生不同的界面,也会带来更结实的写作。当我再次回到小说上来时,我希望会因为这次经历有一种不一样的回来”。

宁肯说的“不一样”,自然包含了这次写作带给他对文学的,与以往不一样的理解。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他在与那些充满活力的科学家、企业家对话之后不断迸发出来的文学反思。宁肯坦言,他花了两年时间写《中关村笔记》,相当于又上了一次大学,许多东西需要去学习研究、掌握方法,从中获益良多。“过去我关注的是卡夫卡、卡尔维诺,非常主观地去理解人心,我以为文学非常庞大,恨不得整个世界就是文学化的世界,但当我跳出文学进入另一个领域,感觉到其实文学也没有那么大,我看到了文学清晰的边界。”

由此,宁肯感慨道,文学终归要受到现实生活的影响,现实生活就包括现代科技。世界变得如此复杂,已经对文学提出了新的要求。“文学的困境不在其本身,而在文学之外。没有比文学更保守的了,但现在又面临一个创新的时代,文学也需要现实创新。”

这个“不一样”也在于宁肯以文学的视角赋予了中关村不一样的理解。如有评论所说,与财经作家带着专业视角体察商业、企业不同,宁肯给他笔下的故事赋予了文学化的视角,他不是从企业家的角度看价值如何产生和创业的成败,而是在大人文、大历史、大民族和大时代的概念下书写。

也因为此,本书出版方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表示,作为符合中关村气质的这样的闯入者、跨界者和创新者,宁肯的这本《中关村笔记》,在众多中关村叙事中,不是又一本数量的叠加,而是与众不同,特立独行的存在。

从文学视角重塑中关村的价值

事实上,宁肯受命写《中关村笔记》,同样经历了一个“不一样”的过程。韩敬群有一次跟他交流时,说到有个资助项目是写中关村的,约了一位国内报告文学作家,后来因为各种原因没能继续。宁肯就半开玩笑地说:“我给你写吧。”

宁肯这样说,看似率性而为,实际上也因为他在当时就有写一个北京题材的作品的模糊想法,只是因为生活经历有限,所经历的都是胡同生活、大学生活、西藏生活,所以一直没能达成。“多年来,我一直浸润在现代主义小说的氛围中,快二十年了,我需要另外一种东西,跳出文学,从外部看文学。现在是一个创新时代,但文学在现实面前表现得不尽如人意。如何用一种技术既表现纯文学的复杂性,又通俗易懂?这几乎不可能。但正因为有难度,才有挑战性。”

也差不多在同一时期,2015年4月21日,宁肯在飞机上读了美国作家黛博拉·佩里·皮肖内写硅谷的一本书,书名叫《这里改变世界──硅谷成功创新之谜》。书的最后写到了中关村,皮肖内将中关村与硅谷做了比较,也谈到了以色列的高新技术区,对以色列无条件地赞扬,对中关村则多有质疑。“这让我想要更深入地去了解中关村,所以算是主动请缨去写中关村。”

写中关村要面临的挑战可想而知。这一方面在于,如财经作家凌志军在其《中国的新革命:1980至2006年,从中关村到中国社会》中谈到的那样,中关村是我们国家的一个缩影,讲述中关村,某种意义上就是讲述中国。要驾驭这样一个宏大的题材有着很大的难度。而写中关村,也意味着要涉及不少科技内容,这是让不少擅长非虚构写作的作家望而却步的地方。与此同时,怎样区别于众多有关中关村题材的纪实类、财经类作品,写出不一样的面貌,无疑也是一个挑战。

宁肯表示,刚接触中关村题材的时候,他首先看了一系列财经作家的作品。“对于长年阅读现代主义小说的我来说,这些书原本不会出现在我的书单上。读过之后,我觉得这些书传递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精神实质,那种语境让我感受到改革开放时期那种进取创新的精神力量,感受到站在那个时代潮头的人们的张扬个性。可以说,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代精神,在当下仍然是非常可贵的。”

也正是在相关阅读和写作的过程中,宁肯越来越感觉到有必要重塑中关村的价值,为了重塑这种价值,他有必要选择不一样的视角。“相对于那种宏大的叙述视角,我觉得自己应该从人物的角度、心灵的角度、人性的角度来切入,捕捉人最闪光、最打动他人的瞬间。我觉得这是属于文学的。”

如其所言,《中关村笔记》以人物为经纬,从与华罗庚、陈省身并列为中国数学“三驾马车”的中科院院士冯康为开篇并贯穿始终,以陈春先与中关村的硅谷梦、柳传志和联想、王志东和新浪、王选与“千年之约”、王永民与汉字输入、程维和滴滴、苏菂与车库咖啡等19个段落与手记,展现他们怀抱理想、搏击奋斗的艰辛历程,呈现出一代人的中国梦如何一步步成为现实的过程。宁肯说:“这部笔记我愿是一次对太史公的致敬,一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致敬。”

而宁肯之所以用纪传的形式来书写中关村历史,一方面是因为,他觉得在中关村的发展过程中,个体的力量非常重要。“中关村把个人解放出来了,个体的能量最终汇成了整体的能量。”另一方面也是受了小说创作经历的影响,他认为小说是解读和反映社会最好的方式。小说的形式可以创新,但其核心是人,通过人去理解世界,理解生活。“文学的规律便是在历史中发现人、表现人、阐释人,没有一代人的崛起,就不可能有大国崛起。”

他成了一个记录者、沉思者

与此相应,宁肯深刻认识到,个人与时代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个人想发展、想奋斗,没有一个大的国家的平台也是不可能的。“国家政策呼应了人们内心的需求与梦想,把国家的梦想建立在每个人的梦想上,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

某种意义上,宁肯选择他所要纪传的人物,亦如有评论所说,也就是在选择时代的历史节点。在《中关村笔记》里,宁肯把中关村第一个开风气之先的人陈春先写活了,中国改革开放起步时的社会状况也就一目了然。通过陈春先的经历,能清晰看到当时的改革者突破重围的艰难和切肤之痛。“虽然我写的是高科技领域的故事,但这些故事都体现了人的价值、坚守和梦想。”

为写出“人的价值、坚守和梦想”,同时记录改革开放的历史过程。在过去两年时间里,宁肯骑电动车、坐地铁、开车,各种交通工具轮番使用,一周两三次往中关村跑。他笑称“一辈子都没见过那么多院士”,“录音笔里的采访录音累积起来就有100多个小时”。

在对中关村的密切关注中,宁肯也经历并知晓了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他说要没有这次采访和写作,他不会知道驭势科技联合创始人吴甘沙在香格里拉的满天繁星下一边阅读一边思考人生走向的场面,不会知道他保持年70本书的阅读量,哲学、科学、文学,无所不包。宁肯记得国家“千人计划”专家、芯视界科技创始人鲍捷走进来时,眼睛迷迷糊糊,让人产生“他是近视眼”的幻觉,深入到鲍捷的世界才发现,鲍捷眼睛里的时间是光年里的时间,那眼睛简直就是光谱仪,每天盯着头发丝里十万分之一的世界,和光谱、宇宙打交道。

而宁肯自己的经历,实际上也呼应了时代的步伐。他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在胡同里长大。上大学后,和很多作家一样,他也从诗歌起步进入文学世界,1982年发表了第一首诗。1983年,他被分配到一所中学担任语文老师。北京组织教师队伍援藏两年,宁肯报名远赴拉萨。他选择去郊区中学。“那所中学在拉萨河边上,有牧场、有农田,还可以爬山,冬天的山谷里仍然是绿草丰盈。”

援藏期间,宁肯开始以西藏为题材创作系列散文作品,后来这批散文让他成为“新散文”创作的代表作家。两年援藏生活很快过去,回北京后,他一度走出文学,由诗人变成广告人。他仍断断续续写诗,但总共写了不过百首,发表过的不过10首,最后两首发表于1998年的《诗刊》。

不久后,互联网在中国兴起,宁肯把作品发布在BBS上,阴差阳错成了网络作家。他说:“我在网络时代把我的文学作品放到网上,凑巧成了网络文学,现在看来,当时我的作品根本不是网络文学,而是传统文学。如果当时我的作品没有在网络上发表,而是在传统刊物上发表了,那我就跟网络没有任何关系了。”所以,他还是以传统文学的方式,出版了五部长篇小说,回到传统文人的状态。

写《中关村笔记》,于宁肯可谓是又一次转型。其间,他彻底忘掉了小说,成了一个记录者、沉思者。在书里,有两个贯穿始终的人物,一个是冯康,一个是柳传志。“这本书的前半部分,冯康是当之无愧的主角。他是‘两弹一星’的幕后英雄,数学天才。早在1993年就去世了。就在准备写中关村的时候,我恰巧进入了中国作协的中国科学院‘创新报国70年’报告文学项目,由此发现了冯康,他在国内名气不大,但是在国际上名气很大,达到了世界级的水准。这种现象本身就特别值得关注。而柳传志对中关村来说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年轻一代对柳传志极其推崇,他们在融资和国际竞争的时候都会向他请教。”

当然,宁肯做出这样的安排,实际上是借助叙述的形式,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诚如他自己所说,他们“天然地构成了中关村的基石与厦宇,甚至可以互映,有多深的基石就会有多高的大厦,从大厦的高度可以看到基石的深度”。

宁肯写厦宇的同时,特别强调基石的作用,写“21基地”、解放军战士等看似与资本迥然相异之物,实际上也在于强调科学的意义。在宁肯看来,科学对中关村起到了基石作用,如果没有科学来垫底,中关村很难和硅谷媲美。“加入了科学探索基石的这个维度,让我对中关村的书写有了更深层的内容。”

真实来自主体对真实的认识

归根结底,宁肯能写出“更深层的内容”,在于作为写作主体,他对真实有着不一样的认识。在《中关村笔记》中,宁肯讲述了数学家王选的故事,他讲述了藏匿于这位家喻户晓的老人背后的人生的隐痛。宁肯写道,他不能说自己描述了最真实的王选,但他保证提供出了真实的深度。“真实,一定程度上是创造出来的,表现为创造者的主体性。创造并不等同于虚构,也不专属虚构。真实不仅来自客体,也来自主体对真实的认识。”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青年评论家丛治辰援引巴尔加斯·略萨的话说,伟大的小说不是去抄袭现实,而是把现实解体,再适当地加以组合或夸张。这并不是为了标新立异,而是要把现实表现得更富于多面性。“宁肯在这部非虚构作品中坚持了这样的小说精神,从而使这部非虚构作品,逃离了一般庸俗社会意见的左右,真正抵达了某种‘非虚构’。”

言下之意,缺乏这样的小说精神,或者缺乏相应的文学技艺的写作,并不足以承担起写出真实,反映时代的使命。评论家刘琼也认为,当代文学要讲好当代故事,当代作家要具备讲述时代经验的能力和方法。在这一点上,《中关村笔记》的写作有一定的启发性,它在真实性和文学性之间保持了某种平衡。“中关村的变迁和它的热腾腾的经验之前曾见诸各种文字,但整体性书写包括历时性和共时性以及人文性书写包括哲学性和文学性不多,这两点在这本书里得到较好整合。”

诚如评论家白烨所言,面对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和气象万千的社会现实,文学有着书写不完的题材和讲述不尽的故事。但比较而言,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演进以及所生发的中国故事,最为值得讲述。“宁肯对当代中国‘史诗般的变化’的近距离观察,对‘中华民族新史诗’的倾情抒写,值得人们给予高度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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